在春秋以前，还没有“疆域”这个概念，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权之间是以所能控制的附属城邑、据点作为势力分界的。直到战国以后，随着诸侯国的征战扩张，所控制区域才从过去的“点”扩散为“面”，产生了疆域。
夏朝虽然是我国史书记载当中的第一个广域王权*治实体，但它所能控制的区域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史书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也存在着不少的错漏和相互抵牾。
比如《竹书纪年》说夏朝统治的中心主要在豫东和鲁西一带；《战国策》则说“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认为夏朝的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传》则认为“夏墟”在晋南。
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梳理了所有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后，认为有两个地方可能是夏朝的中枢：一个是河南中西部崇山周边地区，特别是登封、禹州一带；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
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徐旭生划定的两处地方发现了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从空间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而影响范围却囊括了整个河南，并延伸到了陕西东部、冀南、鲁西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并且这种文化影响是单向的。而地处伊洛河故道北沿的万平方米区域恰恰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居邑，意味着这里是当时的*治、文化中心，跟史书记载的夏朝疆域及王都所在地斟鄩吻合。
从时间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与已知的二里岗早商文化典型器物存在明显差异，两种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年至前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
所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给出结论性意见：二里头就是夏朝中晚期都城所在地，同时指出“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换言之，从国家层面来讲，夏朝的疆域被认为是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对于中原以外的地区，夏朝的存在仅局限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上。
但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大禹的归葬地，却超出了夏朝所能控制的实际区域。
《墨子·节葬下》和《竹书纪年》都说禹死在了会稽。司马迁在实地“上会稽，探禹穴”实地考证之后，也郑重地把以下内容记录在了《史记》当中：“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直到今天，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北麓还存有“大禹陵”。如果大禹是夏朝的缔造者，那么他死后，为什么会被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浙江呢？
史书给我们的脉络是这样的：大禹平定洪水，划定九州，会盟涂山，铸造九鼎，最终在东巡会稽时意外离世，因而安葬在这里。
这段看似合理的记载，却存在着多处与考古发现不符的地方。
第一，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境划分为九州，按照《禹贡》划定的九州范围，当时的会稽属于扬州，田税等级为下下，租税等级为下上，贡纳物为银、铜、美玉、皮革等。
扬州在西周时都仍然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而直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也就是夏朝统治的末期，江淮一带才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大禹所处的时代，扬州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还是土生土长的广富林文化。
有意思的是，梁州的贡纳物居然是铁、熊、罴，铁器的普及是战国时代的事，包括蜀地在内的梁州纳入中原视野，也同样发生在秦并巴蜀之后。
所以，所谓的九州范围，其实是战国时代“世界观”的产物，大禹时代的疆域远不及此，大概率是战国人依据当下的疆域认知而进行的追溯。
第二，二里头文化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出土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鼎。但同时，二里头文化又被判定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这也就意味着，大禹所在的早期夏文化时代，生产生活工具依然是木质、石质和骨质，不仅不可能铸造九鼎，甚至连开展*河干流治理这样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王用九鼎是周礼的规定，同样，“九”字来象征君王，也是周人的思想。《周礼》将天下划分为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作为不同等级诸侯朝贡的依据。
所以，既然大禹时代还不具有对会稽的管辖权，那么大禹横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域跑到一个不属于自己辖地的地方巡视，还最终葬在了这里，就显得十分突兀了。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日本学者较早